buliesi

昏厥，之前发的一大段话怎么没了
悲剧啊悲剧

jx4177

引用:

原帖由 buliesi 于 2011-8-2 17:55 发表

我也偷懒……
不知道你是指我说的哪部分需要和穆正新的去对照？
至于战俘的，我能否也推荐一本张泽石的《战俘手记》？
基本上是作为亲历者将前因后果，包括你说的86斗争等等~

既然你不肯找，那我只好贴。
这玩意很长，我只能节选，略掉的部分不会是重要的或者对我观点不利的部分，大可放心。

  穆正新
   第一章 “解释”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我要去台湾。”
   “你全家人都在盼着你回家。”
   “我回台湾。”
   “父母养你容易吗？你应该回去向老人尽孝。”
   ……
   “你父母天天盼着你回家。”
   “回台湾。”
   “你去台湾，你父母和全家人怎么向人民交代？”
   ……
   “你是不是你父母养大的？”
   ……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朝鲜半岛中立区。在印度军队管辖的“解释”营地内，由志愿军派出的“解释代表”，正在向拒绝遣返的志愿军战俘进行“个别解释”。这里有几十个“解释帐篷”。每个帐篷里有印度、波兰、捷克、瑞士、瑞典五国代表。他们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以下称“中遣会”）主持“解释”。联合国军方派一名观察员。志愿军方面则有五、六个人在场。对一名战俘进行“解释”。
   “解释代表”们用超长时间对战俘重复相同意思的话语。是当时“解释帐篷”中多次出现的一景。据现场各方人员回忆，重复“父母等你回家”这个句型的最高纪录是三小时。那天有三个志愿军解释代表在场。他们对着一个战俘，或“独白”或“二重白”或三人“合白”，反反复复就是这几句话。数小时的煎熬，使接受“解释”的战俘渗出了鼻血。单调顽固的语音使不懂中文的“中立国代表” 们也疲劳不堪。捷克与波兰代表打起了瞌睡。后来，在场的联合国军观察代表，美军上尉劳伦斯•菲尼根终无法忍受跳起来用汉语破口大骂：混蛋！这样不行！虽然菲尼根的行为违规，但主持“解释”的印度主席听完菲尼根的申辩后却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他下令中止了“解释”。这位战俘的磨难方告结束。

…………

   “破坏解释”
   一万四千多名抗拒遣返的反共志愿军战俘，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受到“解释”。中方指控是“美帝拖延时间破坏解释”。但解释营地是透明的场所。不但有各“中立国”代表，还有各国媒体的记者在场。在场的人们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况。

   新华社指控美方拖延修建解释营地。但实际上解释营地本由中方修建。是中方选点不佳工作马虎排雷不彻底等造成营地不合使用而耽误了时间。中遣会拒绝中方所建营地转而要求美方重建。美方说日子太逼近他们无法如期完工，于是成了中方所指控的“拖延修建”。但中方真的急于早日开始吗？又不是。美军日夜加班施工，同时提议不必等棚屋全部完工，建成一部分就先用起来开始解释。而美军继续完成余下部分。这本来正合中方“强烈要求尽快开始”的主张，中方本应欢迎才对。谁知中方却出人预料地坚持要等所有棚屋建成后再开始。这一来把中方拖延的企图暴露无遗。中遣会不愿再拖，发表声明要求１０月１５日开始解释。中方这才捏着鼻子开始了解释。

   解释一开始，中方更把“积极争取时间”的伪装彻底抛开。志愿军各组解释人员简直就是在比赛谁更能拖。各国记者们每天统计单个战俘的平均解释时间。结果是，最短的为七十五分钟，最长的竟达到一百五十三分钟。那份“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本来已通过高音喇叭向全体战俘营区广播过多次。每天被带出营区到解释区接受解释的战俘们集中在等候区等候传唤。而等候区旁边也安着志愿军方面广播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向战俘广播。按理说，“个别解释”开始后完全可以不必再读这份文件。但解释代表却坚持要再宣读。读就读吧。那文件总共不到五百字，以正常速度朗读两分钟即可读完。但这些嘴头功夫高强的志愿军政治干部们竟能颠来倒去把它读到二十分钟以上。在解释过程中，几乎任何话语都可以被解释代表N遍地重复。１１月４日，有位战俘在解释代表的追问下已经回答了一百多次的“我要去台湾”。但解释代表仍然在问“你到底要去哪里？”。在场的各国人士谁也无法理解这位共军政委到底犯了什么病。战俘们若开口反驳，解释代表就说“不许你讲话”。战俘捂耳朵唱歌等不听解释，解释代表就扬言“你不听，我就要讲一天，讲一个月”。当战俘疲惫消沉下来，减少叫骂对抗的时候，解释代表就认为“有希望”了。这一来更要拉长时间“再接再励”。此时帐篷外机动替补的解释代表还会被追加进来以“加大力度”。深陷挫折的解释代表们太想“出成果”了，急得要抓狂，硬是想把任何百分之零点零零一的“希望”变成百分之百的成功。两三个政委/教导员花几个小时去做一个士兵的思想工作，乃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绝无仅有的超级耐心案例。只是在场的外军人士感觉不太一样。一位联合国军观察员形容现场情形“有如几头秃鹰热切地看着奄奄一息的猎物”。

   中立国的瑞士或瑞典代表频繁抗议解释代表长时间折磨战俘的不人道行为。多次以退席强行中止解释。１１月４日，中遣会的主席蒂玛雅将军实在看不下眼，谴责道：“简直越来越不像话，非阻止不可”。他下令中止了六个帐篷里的疲劳解释。但志愿军解释代表毫无愧疚之意。他们振振有词地辩称：“解释规则并没有规定时限”。“没有规定时限”就等于可以无节制地纠缠折磨战俘，这就他们的逻辑。至于这逻辑是否损害道义形象，他们不在乎。有位战俘坐在那里叫了整整一上午的“回台湾”。临到午饭时间时，解释代表仍不情愿放战俘走，竟说他的“解释”还没完，要印方把战俘看押起来，下午还要继续“解释”。

   为什么要拖时间？
   拖时间对中共有双重意义：一是在“个别解释”层面上，通过疲劳纠缠战俘以提高战俘的“被压垮率”。二是在整体层面上，拖掉大量时间使得９０天的解释期不够用，从而避免完成全体解释。中共深知无论怎样强力地解释，也鲜有战俘能被说动。因此全体解释完的结果必定极难看。他们必须防止这种结果成为现实。保留较大的“未经解释”群体，无疑增大了可供他们任意解释的空间。有了这样一个“未知”的群体。中共永远可以钢牙铁嘴地声称未经过解释的战俘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是渴望回国的”。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所有战俘统统解释完毕，面对着极低的“回收率”，他们就难以维持这类谎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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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系列的文章很长很长，但我想这第一部分第一章的部分文字已经足以回答你的“为什么不是所有战俘都接受解释……

[ 本帖最后由 jx4177 于 2011-8-2 18: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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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是遮羞布

　　在中立国代表和各国媒体的亲眼见证之下，志愿军方面的“解释”成功率稳定在3%以下。这样的惨败记录，不找替罪羊是没办法搪塞的。 “美蒋特务控制战俘”的谎言于是成为共方最强力使用的遮羞布。对国内人民宣传“特务控制”当然有效，因为国内人民被剥夺了知情权。但这种宣传对外却不起作用。因为谎言最怕的就是那种各方都能方便地观察的环境。而中立区为各国代表与媒体记者提供了这样的环境。
　　
　　有目共睹事实是：战俘是被单独被带到由印度军队把守的解释帐篷里的。这时营区反共组织远在数百米外。这“控制”力怎样传递？现场听解释的战俘只要说声“我要回国”，连营区也不必回，直接就从解释区转往志愿军。此过程全在国际媒体观察之中，谁也没有见到“特务”上前阻挡。但共方讲话不用事实，他们只是钢牙铁嘴咬定“美蒋特务严密控制”就是有。至于这“严密控制”如何跨越数百米空间起作用的呢？共方说法是，营区里的美蒋特务曾“对广大爱国战俘进行了长期的残酷迫害”，致使战俘们深陷恐惧之中。再加上解释区的联军观察员以及瑞士代表等频频用咳嗽、眨眼、翻纸、握笔、打手势等等向战俘“发信号”，战俘就不敢再爱国了。

　　谎言有顾此失彼的特点。共方这套说词正好与其进行的其他宣传相矛盾。共方一直说“广大爱国战俘”在凶残迫害前始终坚毅不屈，始终“渴望回到祖国怀抱”。而现在又说这些战俘其实已经屈服。而且屈服得那样彻底，以至于来到解释帐篷里“喜见祖国亲人”也无法治愈他们心中的恐惧。显然上述两个说法其中必有一假或者两者均假。“渴望回国”好几年的战俘一见解释代表就不“渴望”了。还让人觉得这些“祖国亲人”不讨人喜欢。“扫帚星”的干活。
　　
　　至于敌人的咳嗽、眨眼等竟然能够控制住“广大不屈的爱国战俘”，并且众多的“我军首长”亲自上阵也无法将其阻止或击败，就更离奇了。反共战俘来到解释帐篷，单独面对五、六个中朝方的人员。现场“中立国”代表里还有波兰捷克等中共的同志在帮腔。而联军方面只能有一到两人出席。七、八个（有时可达十个）共产阵营同志们高昂洪亮的演讲竟然压不倒一两个敌人的咳嗽与眨眼。除了说明共产党干部的演说空洞无力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退一步讲，如果咳嗽、眨眼等果真具备强大控制力量的话，那志愿军解释代表们也有气管，也有眼皮，为什么不使用起来去压倒敌人？七八条气管一齐咳嗽，十几只眼皮一齐眨动，还怕压不住一两个敌人吗？现场的志愿军首长们有气管故意不咳出声，有眼皮故意不眨出花，眼睁睁地看着爱国战友惨遭敌人咳嗽眨眼的控制而无动于衷，是否有通敌之嫌？
　　
　　关于“我军首长”亲自败在敌人的咳嗽与眨眼之下的相关案例，白纸黑字地记录在贺明的那本“血淋淋权债”一书里。各位可以自行去阅读查证。

[ 本帖最后由 jx4177 于 2011-8-3 08: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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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年多实际上是为这些反共不归的战俘们打的。由于联合国军已经明确表示无意北进，只求停火。战争遂转入对独裁政权十分有利的相持消耗战。中朝共产党有把本国人民打光的本钱，而西方国家没有。中朝方面每付出一万名军人生命的代价，毛泽东金日成的权威就增长一分；联军方面每付出一个军人生命的代价，美英等国领导人背负的政治压力就加重一分。联合国急于达成停火协议的心情是无法掩饰的。中朝方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压联合国在战俘问题上让步。联合国除了坚守不能强迫遣返这条底线外，其他方面能让就让，只求早日达成协议。因此协议中有关“解释”的部分对中共明显有利。

   中共一直声称志愿军战俘遭到了“美帝和蒋匪”的控制才拒绝遣返。联合国军深知共产党的指控不是事实，也深知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即便脱离联军的监管也不会动摇自己的信念。因此联合国军一面反驳共产党的指控，一面同意将战俘的监管权移交给中立国军队。让战俘在中立国的控制下接受共产党的解释，用事实来证明战俘们的志愿。按照停战协议的规定，联合国军于１９５２年９月正式把两万二千余名中朝战俘移交给印度监管部队。此后共方还说什么“美帝和蒋匪控制战俘”就显得毫无道理了。

   中遣会颁布的规章和解释营地设置也对中共有利。这是志愿军方自己说的。乔冠华在解释开始前的动员会上显得很有信心。他说解释工作“七分靠天，三分靠人”。而“靠天”的那“七分”已经由“个别解释”实现了。解释代表们只要努力把剩下的那“三分”事情做好就可稳操胜券了。乔的乐观不是没有根据的。“靠天”的那“七分”有利条件包括：

   １、中共达到了把战俘从济州岛移到中立区的目的。按照“解释”的原义，是对那些存有疑虑的战俘讲明政策以打消疑虑。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需要把战俘弄到中立区来。诚心诚意地解释在济州岛进行照样能让战俘理解。中立国部队到济州岛接管战俘也很容易。国际媒体本来就常驻济州岛，透明监督也没有问题。中共之所以坚持要把战俘弄到自己大兵团阵地前面，无非是想借助武力后盾。以“大兵压境”的事实给战俘造成心理压力，希望他们因恐惧而归顺。

   ２、争取到亲中共国家（印度、捷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组成中遣会。这是中共的大胜利。联合国军必须把战俘移交给中遣会。移交过后联合国军就失去对战俘的管辖权。而中遣会将监管这批战俘达１２０天之久。角色非常重要。由谁担任中遣会成员国自然很关键。说这五个国家是亲中共国家完全符合当年的世界政治格局。那时全球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不到２０个，而这五个国家全在其中。１９５１年当联合国以４４票对７票通过谴责中共为“侵略者”的决议时，这五个国家里有三个（捷、波、印）投反对票，瑞典投弃权票，而瑞士不是成员国。又根据李春邦的揭露，捷克波兰竟秘密参加中朝方的会议并帮助出谋划策。天下哪有这样的“中立”者？ 对中共来说，“中遣会”由两个“同志”国和三个“友好”国组成。一个亲美国家也没有。优势是不可否认的。反共战俘们完全置于同志和朋友们监管之下，中共还怎么好意思说不放心？

   印度担任中遣会主席对中共更有利。主席不但主持会议，还有公断人身份。也即是说，当委员会中其他成员国意见势均力敌无法一致时，全由印度主席公断。那时印度刚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反西方情绪达到巅峰状态的情况。印度亲苏联亲中共的态度是不加掩饰的。印度偏袒中共，不是会不会，而是程度有多大的问题。从贺明的书中可以看出，乔冠华们对印度监管当局至少在一开始是十分满意的。

[ 本帖最后由 jx4177 于 2011-8-2 18: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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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4177

那一万四千余反共志愿军战俘们 - 被俘、投降、还是起义？


   中共方面出版的资料大多称志愿军官兵是在“弹尽粮绝”、“失去联系”、或者“身负重伤”等等的情况下被俘的。几乎一字不提那些主动投降的情况。

   事实上，这种情况下被俘（Captured）的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志愿军战俘是自愿投降(Surrendered)的，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蓄意投降，是一种长久企盼的逃亡活动。1951年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运筹学研究室（OPERATIONS REARCHE OFFICE）受美军远东司令部委托进行题为“北韩与中共士兵对韩战态度”的研究。他们在1951年八到九月之间在釜山、巨济岛的中朝战俘营中对1100余志愿军战俘进行访谈或问卷调查。其中关于被俘/投降的问卷得到988份有效答卷，被访者认为自己属于“被俘”的有264份，占26.7%。而认为自己属于“投降”的有724份，占73.3%。在更多的场合下，反共的战俘们认为自己不是“投降”，而是“起义”。台湾的媒体一律称他们为“反共义士”。当时联合国军心理战主管，美军上校肯尼斯 汉森在他的书中也用反共义士（anti-communist heroes）称呼他们。书的名字就是“铁丝网后的义士”（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

   蓄意投降的情形在志愿军战俘中绝不是罕见的。很多个案里，当事人声称自己在入朝之时就“觉得是个机会”。然后就一直寻找逃跑的时机。联军飞机撒下的传单里有些叫“路条”，比如“李奇微路条”（Ridgway Pass，印有李奇微签名）或者“安全路条”（Safe Conduct Pass，印有范弗里特签名）。这些路条常被一些志愿军官兵捡拾珍藏起来，在见到联军部队时便就举着它们投降。


  自愿投降和蓄意投降的志愿军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联合国军对志愿军战俘相当信任。在多数情况下几乎不用派人看管他们。因为即使在战场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也鲜有人想逃跑。联合国军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车的志愿军战俘在没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况下从前线一路后送到大邱的记录。途中无一人逃跑。美军的战俘监管人员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共产党战俘们最频繁提出的要求是：发给我们武器，让我们打回老家去。


   早有资料说这些反共志愿军战俘以受降或者接受改编的前国民党军官兵为主。这个说法基本是正确的。在“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有一份统计：在14,325名反共战俘中，9,549人曾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工作过，恰好占三分之二。但我们同时应当指出，反共战俘里的另外那三分之一属于“根红苗正”的人数量也不少，达4,776人。而在选择归国的那7,000余志愿军战俘中，属于“根红苗正”的战俘大约是5,000人。这说明，即便是那些属于“根红苗正”志愿军官兵，最终选择反共不归路的也接近一半。   

   这当然让党感到难堪。为了掩饰这样的尴尬，中共就把这一切归咎于“美蒋特务”的作怪。在中共的宣传中，巨济岛就像个地狱：“美蒋特务”们如同恶魔般地整天折磨虐杀志愿军战俘。不给他们饭吃，不给衣穿，罚做苦工，强迫在他们身上刺字，毒打残害想要回国的人，不少被活活打死，甚至还有打死人后挖取人心肝来吃等令人毛骨耸然的恐怖故事。

   不可否认，巨济岛的战俘营里的确发生过多起暴力杀人事件。其中也确有反共战俘杀害亲共战俘的案例。但是总体来说，朝中共产党所组织的“保卫部”、“纠察队”、“人民法庭”等等所干下的屠杀占了这些事件的多数。中共只字不提自己组织所干的大量屠杀罪行，而借这些事件把战俘营描绘成“美蒋特务”的肆意作恶的天下，是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

[ 本帖最后由 jx4177 于 2011-8-2 18:46 编辑 ]

jx4177

这部分里主要谈谈为什么志愿军中的前国军官兵会那样处心积虑地要逃亡。

   显然这个问题涉及到了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从字面上看是好的。其优待俘虏的规定甚至比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相关条款还早。从志愿军战俘中前国军官兵的叙述看，其中一些条款的执行也是不错的。比如不打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给治病治伤等等基本都能做到。但“想回家的，发给路费”一条，则很少兑现。强迫国军俘虏参军或者随军当劳夫的做法非常普遍。

   然而，真正引起前国军官兵们深恶痛绝以至于想方设法逃亡的，是解放军对俘虏的“思想改造政策”。这种改造政策完全摧毁前国军官兵的尊严，令他们十分难以接受。他们多指出，固然在国军里上级打骂下级，军官打骂士兵的现象相当普遍，也知道这是虐待。但这种虐待对于有着浓厚封建等级观念的中国人尚可以接受。而周围的社会也差不多：家长普遍打骂子女，私塾先生对小学生动戒尺，作坊师傅揍徒弟，庄稼把式抽嫩伢子等等。 且它通常不涉及政治人格上的歧视，哥们情分，兄弟义气等并不因为打骂而消失。年轻人尤其重视这些情分。封建礼德的影响令中国人实际上很重视尊严（或叫面子）。士可而杀不可辱。 但共产党部队里那种思想改造运动恰恰是一个漫长而无止境的受辱过程。首先要求国军官兵有个“认罪”的“好态度”。共军虽然不打骂你，但没完没了地开会要你承认你“有罪”，比打你抽你还难受。你在战斗中杀过共军？你有罪是无疑的，要记下来；没有杀过？你的部队杀过吧？你在这个部队里没错吧？那你也有罪；你拆过老乡的门板吧？那你对人民犯了罪；你上过妓院？这等于强奸过妇女；抢过老乡的鸡吗？几只？在什么地方抢的？所有这些都要一一要记录下来，以后随时可翻出来敲打你。有的还要放进档案，跟随你一辈子。你只要有了好“态度”，变得恭顺了，就算你入伙了。那很多事情就可以不计较了，一笔勾销也不是不可能。你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修理别人。

   这种思想改造，就是要压迫当事人首先放弃自己的尊严，孙子一样地“重新做人”。要你整个地改变世界观。把原来那套为人处世的准则抛弃，换成一套虚假暗算的“革命情怀”。毫不脸红的讲假话，二十多岁的人佯装没有性欲：“工作很忙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你要学会政治构陷，打小报告，把寻常的纠纷拉到政治立场上来搞斗争。你要告别传统的良心，信义，孝道等等“封建旧观念”，因为这些感情“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动派利用”。

   当事人要是抗拒这种改造，就要被周围人始终当成异类看待。没人信任你帮助你，重活粗活都让你干，食宿给方面你最糟糕待遇，一开会就把你当靶子。你想要反抗也不是没有法子制你，组织措施多得很。大不了把你上升成典型，开大会斗争批判你的反革命罪行，然后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革命队伍里经常杀个把反革命特务什么的是很正常的。

   前面提到的王顺明，原本是胡宗南属下90军61师181团的一个步兵连长。他在成都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获。中共对他们进行了长达13个月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从开始的“理论学习”到逐渐升温的提高认识，自我查罪，互相揭发，批判斗争等等连绵不断，终于搞到人人自危，一个接一个灰溜溜地承认自己种种“罪行”。其间还当着他们的面公审枪决了两个前国军营团级军官。公判大会整整开了四天，动员一切知情人前往揭发批判他们。到第四天宣布判决时，台上主持会议的党委干部们提议枪决，然后要求到会的人举手表态。所有党委干部扫视着台下，慢慢地，与会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抬起了手，然后越举越高。党委领导宣布说：你们经过教育后思想后觉悟有了提高。今天是你们共同举手要求处决这两个坏蛋的。枪决随即进行，每个党员向这两个人开一枪。打完后尸体就留在营地里，随便用一点点土盖上。后来下起了雨，血水一直漫流到近旁王顺明等人的宿舍。有些人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而自杀了。更多人的意志彻底崩溃了。王顺明等则暗暗咬牙立誓，忍辱偷生卧薪尝胆，无论如何要逃出去。1951年1月，他被编入12军31师91团当迫击炮兵。三月份入朝。他仍然被视为不可靠的对象，不给他枪，只背两颗手榴弹和两颗迫击炮弹。后来手榴弹也被取走，让他背四颗迫击炮弹行军。快速行军过程中，出现了掉队开小差现象，而部队竟毙了两个掉队者，还专在他们尸体旁挂盏马灯，贴上“掉队的后果”的告示来警示其他士兵。王顺明得了痢疾非常虚弱，但他咬紧牙关跟上部队。他知道越往前走就越有希望。到了前线，他立刻开始观察地形窥测方向，搜集阅读联军散发的传单。1951年5月20日晚上，机会来了。他奉命和其他2人向前方阵地运炮弹和炒面。他在途中逃脱，向着联军阵地的探照灯方向摸索前进了一段路后就潜伏下来，于次日清晨向联军投降。

[ 本帖最后由 jx4177 于 2011-8-2 18:53 编辑 ]

htcwy

唉，想想当初做过俘虏回国的，有几个有好下场。也许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jx4177

反共组织曾鼓励战俘们刺字，并不强迫刺字，更防止假刺字

   首先，刺字不是反共战俘营区内的硬性规定或者统一的要求。反共组织曾经鼓励战俘们参加刺字。但战俘们仍然能按照自己想法决定要不要参与刺字的活动。去台湾的那一万四千余反共志愿军战俘，参加刺字者还不到一半。这个数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１９８０年代两岸开放探亲。很多赴台志愿军战俘急于回国探亲，却又顾忌身上的反共刺字会惹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湾当局进口激光手术设备为他们免费消除刺字。当年负责进行这项手术的台北荣民总院皮肤科负责人向报界说，有资格免费接受这项手术治疗的老兵约七千人。其中包括去台志愿军战俘，也包括１９５０至６０年代驻守金门马祖等外岛的一些国军老兵。扣除后一部分老兵，则赴台的反共志愿军战俘中身有刺字者就少于七千人了。可见当年即便在反共志愿军战俘营区，没有刺字的战俘仍然占多数.。他们选择不参加刺字，并没有什么不利后果。如果反共志愿军战俘营存在每个战俘都要刺字的硬性规定。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而当年国际媒体从营区发出的报道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也都表明，刺字是基于自愿的活动。


   前面已经指出，红色战俘要从反共阵营里逃出去是很容易的。这个情况使得“强迫刺字”难以成功。此外我们还有另一个更直接有力，连中共也难以否认的事实。那就是所有从反共战俘营区出来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人都没有被刺字。比如赵佐瑞（王芳）、孙振冠、魏林、杜岗、李喜尔等等，都没有被刺字。他们的身份早已暴露。他们通常在被俘后不久就被认出军官身份。如果反共组织真想利用刺字来迫使亲共人员放弃回国意愿的话，这些共军头头必定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被强迫刺字的受害者。“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是人人都懂的。反共志愿军战俘当然也懂。这些共党领导人都在反共战俘营区呆了很长时间，还曾经因为带头闹事或者秘密串连企图夺权等活动被联军当局隔离关押过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了反共战俘营区。他们的亲共领导者身份在营区是人人皆知的。按理说这些人属于反共组织的“严打重点”。反共组织哪怕先不“强迫”他人，也一定要“强迫”这几个头头就范。把他们都刺成“没脸回国”的样子，树立起“榜样”来“教育”其他的亲共战俘，不就方便多了吗？这些共党组织领导人全都幸免于所谓的“强迫刺字”的事实令人生疑。为什么反共战俘组织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过这些最需要被“强迫刺字”的对象？难道是反共组织有意照顾“我党”领导，规定了“领导同志免刺”的政策？这当然是开玩笑。真有如此照顾共党领导人的“美蒋特务”话，还不如叫做“共党特务”更合适些。

[ 本帖最后由 jx4177 于 2011-8-2 18:59 编辑 ]

jx4177

基本上，穆正新这系列文章已经将张泽石和贺明的东西批驳得体无完肤了。
所以……张泽石那些YY我还是不看了。

jx4177

引用:

原帖由 buliesi 于 2011-8-2 17:58 发表

既然JX兄认为别人的供述是“组织”统一口径的，那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
这不是预设立场，还是什么？

回国6000名战俘，他们的下落或者说下场如何，我想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你觉得他们哪怕真的说了如穆正新那样的话，或者赞同那样的观点，能被发布出来吗？别用现在的社会环境套到当时的人身上。
预设立场的不是我，而是共产党。